江晓原调教 telegram
所谓“连年的一场争论”，是指对于中国古代有莫得科学的争论，连年国内不少知名学者都曾卷入。迄今为止，两边天然未能取得一请安见，很可能永久也不会取得一请安见。而《西方科学的发源》（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一书中译本在本年的出书，则对于领略争论中的某些观念大有匡助，值得论争两边都仔细一读。
一、中国古代有无科学之论争
对于中国古代有莫得科学的问题，在20世纪初年的一些知名中国粹者看来，根蒂就不是问题──他们以为中国古代天然是莫得科学的。举例，1915年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上发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1922年冯友兰在《外洋**学杂志》上用英文发表《为什么中国莫得科学──对中国形而上学的历史偏激着力的一种解释》一文，直到1944年竺可桢发表《中国古代为什么莫得产生天然科学？》一文，意见都交流的。 中国古代有莫得科学，很猛进度上是一个界说问题。在本世纪初那些起始建议中国为什么无科学这一问题的东谈主士心目中，“科学”的界说是相等明确而一致的：“科学”是指在近代欧洲出现的科学表面、实验行动、机构组织、评判端正等一整套东西。上述诸东谈主异曲同工都使用这一界说。这个界说果然口角 常天然的，因为群众心里都明白科学如实是西方来的。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以至就根蒂莫得“科学”这么一个词。 关联词过问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古代有莫得科学却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了──因为好多学者死力于主张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于是“有”、“无”两派，各逞利辩，倒是使得对于这一问题的想考深度和 广度都有所拓展。 90年代初《天学真原》出书后，冉冉被“无”派行为一把有效的兵刃，往往拿它向“有”派挥舞──因为此书用大量史料和分析，论证了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旨上的天体裁，这被以为在客不雅上从一个学科为“无”派提供了凭证，何况还提供了新的论证想路。 另一方面，“有”派的论证“也有好多高着”： 比如，先转变科学的界说，把科学界说成一种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东西（至少是他们以为存在着的），然后断言中国古代有科学。谁都知谈，只须在合适的界说之下，论断天然不错要什么有什么，仅仅这么作念在履行上仍是养息了论题，争论就变得没挑升旨了。 又如，因为“无”派通常以为现代科学的泉源在古希腊，于是“有”派就试图论证西方古代也不存 在科学，比如论证古希腊也不存在科学的泉源，因此要么古代中国西方半斤八两，群众莫得科学；要么就允许使用极为通俗的界说──这么就群众都有科学。 拙见以为，靠近这些争论，读读《西方科学的发源》是大有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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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的界说和发源 调教 telegram
要筹画所谓的“西方科学”──也便是通常所说的现代科学──的泉源究竟在那儿，天然应该听听西方学者的意见，是以这本《西方科学的发源》中译本的出书真可谓恰当当时。 本书作家戴维·林德伯格（D**id C. Lindberg），好意思国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讲授，是中叶纪科学史方面的巨擘，曾出书过《中叶纪的科学》等文章。1999年或得外洋科学史界的最高奖项──萨顿奖章。《西方科学的发源》曾获约翰·坦普莱顿基金会神学和天然科学凸起文章奖，而它的中译本则刚刚取得了2001年度“Newton—科学天下杯科普文籍奖”一等奖（即入选“十大科普好书”）──尽管对于此书能否列入“科普”限制不无争议。 《西方科学的发源》有一个冗长的副标题：“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形而上学和社 会建制大配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作家的观念是明确的，我们从中概况取得的教益亦然很明确的，先看其中的两点： 一、所谓“科学”，便是指公元1450年之后的科学，履行上便是现代科学；也便是说，《西方科学的发源》所摄取的“科学”界说，和当年任鸿隽、冯友兰、竺可桢等中国东谈主所用是相同的。其实这是最天然不外的。摄取任何其它界说，诚然从逻辑上说王人无不可，但履行上都无法导出有益的筹画。 诚然林德伯格在筹画早期情况时，也主张“我们所需要的科学观念应是通俗的、具有包容性的，而不是狭义的、具有撤废性的”，还指出“追想的历史年代越久远，所需的科学观念就越通俗”，[1]然则不论若何通俗，他毕竟照旧要“对科学的武艺方面和表面方面加以分袂”，[2]而且从书中所言内容可知，他至多也仅仅将埃及和好意思索不达米亚的数理行动以及希腊时间的“天然形而上学”包容在内良友。 与此比较，国内“有”派东谈主士所乐意摄取的科学界说，那就时时是通俗得魁岸纷乱了，举例，将“科学精神”界说成浅显的“下马看花”，听起来似乎也有酷好，但这么的“科学精神”细则仍是辞天下各民族、各雅致中存在了几千几万年了──以至在大猩猩那里也不错存在，这么的“科学精神”又有些许价值呢？要是论证出中国古代仍是有了这么的“科学精神”，又能给我们增多些许荣光呢？是以摄取这类通俗魁岸的界说，只可使得“科学”观念通常化，却很难指引出挑升旨的截至。 二、此书作家以为，这种“科学”的发源，则需要检会公元前600年－公元1450年间的欧洲科学传统。也便是说，现代科学的泉源不错追意想古希腊。仔细体味此书终末一章“古代和中叶纪的科学遗产”，就很容易明白这少许。林德伯格在这一章中简要追念了西方科学史界对于科学发展畅通性的论争，即所谓“畅通性问题”，便是争论中叶纪与早期近代科学之间究竟是畅通的照旧断裂的，或者也不错说便是争论中叶纪对于近代科学有莫得孝敬。林德伯格本东谈主天然是主张“畅通”的，这从本书的副标题就不错看出来。天然书中具体的例证也比比王人是，举例他在分析了托勒密的天体裁孝敬之后，论断是“托勒密影响了扫数这个词中叶纪和文艺修起时期”，[3]等等。但必须提防的是，不论是主张“畅通”的照旧主张“断裂”的，有一个前提则是共同的，那便是──现代科学的泉源在古希腊。这个前提在争论两边心 目中都毫无疑问的，因为昭彰，独一在这个前提下，“畅通性问题”才调挑升旨。
三、如何看待古希腊科学对后世的影响？
天然，林德伯格的不雅点也不是什么圣洁经典，否定古希腊科学之泉源地位的东谈主士天然不错抗拒。有两个看上去颇为雄辩的说法，撑捏着这些东谈主士。 第一个说法，是强调哥白尼、伽利略等东谈主都是在与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战争中发展他们的学说的，以此来闪现希腊文化对近代科学几乎口角但莫得积极意旨，反而起了不容作用。[4] 关联词履行上，亚里士多德的天体裁和托勒密的天体裁不论在具体年代上，照旧在基本结构上，都根蒂是两回事。在这个问题上，李约瑟有一些作假的说法，耐久以来曾在中国产生颇大的影响，举例李氏有两段时时被中国科学史界、形而上学史界乃至历史学界征引的申诉： 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僵硬的齐心水晶球观念，曾敛迹欧洲天体裁想想一千多年。[5] **会宣道士带去（中国）的天下图式是托勒密-亚里士多德的禁闭的地心说；这种学说以为，六合是由好多以地球为中心的齐心固体水晶球组成的。[6] 这些申诉有几方面的问题。最初，水晶球模子实与托勒密无关。托勒密从未主张过水晶球模子。[7]履行情况是，直至中叶纪末期，圣托马斯·阿奎那（T. Aquinas）将亚里士多德学说与***神学全盘结 合起来时，始征引托勒密文章以证成地心、地静之说。若因此就将水晶球模式归于托勒密名下，昭彰是不相宜历史事实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天体裁说“敛迹欧洲天体裁想想”，最多也就几百年，哪有一千多年？ 再进一步来看，欧洲天体裁至迟自希巴恰斯以下，每一个六合体系都戮力概况解释以往扫数的实测天象，又能通过数学演绎预言将来天象，何况概况经得起实测锤真金不怕火。事实上，托勒密、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乃至牛顿的体系，齐全是根据上述原则构造出来的。而且，这一原则依旧带领着今天的天体裁。 今天的天体裁，其基本行动仍是通过实测建设模子──在古希腊是几何的，牛顿以后则是物理的；也不限于六合模子，比如还有恒星演化模子等。然后用这模子演绎出将来天象，再以实测锤真金不怕火之。合则暂时以为模子到手，不对则修改模子，如斯访佛不已，直至到手。现代知名天体裁家当容（A. Danjon）对 此说得相当彻底： 自古希腊的希巴恰斯以来两千多年，天体裁的行动并莫得什么转变。[8]因此哥白尼、伽利略即使是和亚里士多德学说“战争”（这种所谓的战争很猛进度上是后东谈主虚拟出来的──履行上仅仅学术之争），也毫不会去和托勒密战争。事实上，他们都是在托勒密《至大论》的乳汁哺养下成长起来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妨重温前贤之言： 跟着君士坦丁堡的兴起和罗马的败北，古代便收场了。中叶纪的收场是和君士坦丁堡的败北不可分离地有关着的。新时期是以复返到希腊东谈主而启动的。[9] 要是表面天然科学史策动想要追想我方今天的一般旨趣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东谈主那里去。[10] 检会西方天体裁发展的历史，对于认识这一问题横蛮凡有益的。 第二个说法，是追问既然古希腊有科学的泉源，那如何解释直到加利略时期之前，科学发现基本上是安宁进行的，至少莫得以急剧增长或指数增长的阵势发生？有些学者以为近现代科学与古希腊科学并无些许共同之处，事理之一便是古希腊之后为何莫得接着出现近现代科学，反而资格了漫长的中叶纪？ 这一责难看上去好像相当雄辩，似乎一棍就可将对方打闷，其实仅仅莫得作用的虚招，中国有一句谚语“咸鱼翻身”──在漫长的隆冬看上去仍是死掉的一株枯木，逢春而新绿渐生，盛夏而树荫如盖， 你若何能因为隆冬时它未出现新绿，就否定它照旧本来那棵树？事物的发展演变需要外界的条目。中叶纪欧洲碰到剧变，古希腊科学失去了络续发展的条目，直比及文艺修起之后，才是它咸鱼翻身之时。就好比长江的泉源在西部，但东流入海还要流程漫长的路程，你若何能要求它必须一下山就入海？
四、争论的现实意旨
靠近连年有那么多东谈主士加入对于中国古代有莫得科学的争论，[11]有东谈主曾建议一个值得想考的疑问 ──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去争论这个问题呢？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一个有着昭彰现实意旨的问题。 站在一些“有”派东谈主士的态度上来看，一方面，闪现中国古代有科学不错“进步民族自信心”──他们中有不少东谈主老是挑升意外地要将学术策动和“爱国主义”之类的非学术成分有关起来，试图使我方在论争中处于成心地位。另一方面，闪现中国古代有科学还不错拓展他们的策动范围，或者使他们的某 些步履更具学术颜色。因为他们中的好多东谈主对于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真金不怕火丹、风水之类的方术怀有长盛不衰的情绪，他们进击地但愿为这些“东方的机灵”正名，要让这些东西过问科学殿堂。他们折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类的“风水按序转”──折服泰西在科学时候方面引颈**的年代就 要畴昔了，“轮也该轮到中国了”。而“轮到”中国后中国靠什么去引颈**呢？他们以为便是要靠阴阳、五行、八卦、星占、真金不怕火丹、风水之类的方术。是以他们指望的是，论证了中国古代有科学，就会比较容易为这些方术“正名”。 而“无”派东谈主士的忧虑则更为深刻。他们之是以坚捏使用现代意旨上的“科学”界说，一再停止各 种各样的通俗界说，从而不让“有”的论断在表面上确立，至少是出于两方面的接洽： 一、惦记接管通俗的“科学”界说会给现代的伪科学步履开启终南捷径。要是古代各样性质迟滞的学说和步履都不错纳入“科学”的限制，那么今天好多类似的学说和步履──往往和伪科学很难划清界限以至结着不明之缘──也就不错据此为我方争取某种正当地位了，而这恰正是坚捏科学态度的学者们所不肯意看到的。 二、惦记滋长公众在科学问题上的虚憍情绪──中国在科学方面还相当落伍，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果然是太穷乏科学了。要是声称我们古代早就有了科学，这就好比一个学习收获很差的孩子，父母正在为他的学习问题内心不安，这时却来了一个大姨──也许她是好心的──说谈：啊呀！我们小宝这么的学习收获仍是是很好很好了呀，他在小学里早便是三勤学生了呀……，那父母会若何想？“无”派的学者，很惦记“有”的论证会在客不雅上成为这么好心办赖事的大姨。
五、为什么要策动科学史？
传说，有前辈曾责难一个正在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而又主张中国古代莫得科学的年青东谈主说：你既认 为中国古代莫得科学，还来这里读科学史学位干什么？沿着这一想路往下想考，则中国古代有莫得科学的问题，又不错凯旋指引到“为什么要进行科学史策动”这个问题。好多东谈主士──包括一些科学史策动 者在内──以为，科学史策动的任务，主要便是两条：一是通过“发现历史轨则”去促进将来科学的发展；二是在历史上“寻找”科学。苦难的是，这两条至少都是空虚和挖耳当招的。 仿佛便是针对第一条，在《西方科学的发源》的汉文版序中，林德伯格写谈： 要是我们的指标仅仅连接现代科学中的疼痛，我们就不会从了解早期科学史中取得任何裨 益。[12] 如实，科学发展有莫得“轨则”，要是有的话能不可被“发现”，迄今都莫得任何明确凭证。因此策动科学史不会连接现代科学中的疼痛。负株连的科学史策动者也不会向社会作出空虚的痛快，说我方不错 料想以至“带领”将来科学的发展。 至于科学史策动究竟不错提供什么，林德伯格指出： 倘若我们但愿认识科学管事的骨子、……、东谈主类对科学所涉内容的领略进度，那么历史策动，包括对早期科学的策动，便是必不可少的。 科学史还……揭示了科学想想与其他常识或信仰体系──形而上学、**、政事、体裁等等──的干系。 历史策动还有助于我们相识到，科学管事有很深刻的文化配景。[13]作家在《西方科学的发源》一书中，正是这么作念的。 针对第二条，林德伯格也有申诉： 要是科学史家只把畴昔那些与现代科学相仿的实行步履和信念作为他们的策动对象，截至将 是对历史的污蔑。……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屈膝诱骗，不在历史上为现代科学搜寻榜样或先兆[14]这段申诉，对于我们来说号称切中缺欠。因为也曾有、现时也还有好多东谈主士在公开抒发或下相识中以为，中国科学史的策动，办法便是为我方的先人编写一册功劳簿或者光荣册，而除此之外都是不及谈的。这么的视力并非中国粹者所特有。要是说在科学史策动的起头时间这么的视力还合情合理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就不免要不容中国科学史策动走向天下了。 参考文件 [1] 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发源》，王珺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书公司，2001，3页。 [2]《西方科学的发源》，3页。 [3]《西方科学的发源》，109页。 [4] 宋正海等编：《边际地带》，学苑出书社，1999，79页。 [5] 李约瑟：《中国科学时候史》第四卷，科学出书社，1975，115页。 [6]《中国科学时候史》第四卷，643、646页。 [7] 对于此事可参见江晓原：天体裁史上的水晶球体系，《天体裁报》28卷4期（1987）。 [8] 当容（A. Danjon）：《球面天体裁和天膂力学引论》，科学出书社，1980，3页。 [9] 恩格斯：《天然辩证法》，东谈主民出书社，1971，170页。 [10]《天然辩证法》，30～31页。 [11] 2000年8月，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天然科学史策动所曾举行过一次规模相等大、级别相等高的“中国古代有无科学问题茶话会”。此次会议足以作为有好多学者温顺这一争论的例证。然则此次会议迄今所产生的最挑升旨的文件，却是会上一位在读博士策动生田松提供的。他在一篇题为“科学讲话权的争夺及计谋”（发表于《念书》2001年第9期）的长文中，分析了会上有要紧意旨的各式不雅点和论证，天然也标明了他本东谈主的不雅点──他是一位“无”派东谈主士。 [12]《西方科学的发源》，13页。 [13]《西方科学的发源》，13～14页。 [14]《西方科学的发源》，3页。
原载《文景》第1辑，上海书店出书社，2002